红军时期，曾与主席并肩，张闻天、王稼祥为何最终黯然失色？

张闻天和王稼祥，这两个名字跟遵义会议紧紧绑在一起，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人物。他们一度站在舞台中央，后来却渐渐淡出核心圈子。这其中的故事，值得好好琢磨。

遵义会议，红军生死存亡之际的一次关键会议，直接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向。博古、李德的错误指挥让红军损失惨重，处境危急。关键时刻，张闻天和王稼祥站了出来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要理解他们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，得先看看他们的早期经历。两人都出身农民家庭，都受过不错的教育。

张闻天年轻时想靠写文章救国，19岁加入李大钊的少年中国学会，跟田汉、茅盾、丁玲这些左翼作家成了朋友。22岁去美国留学，半工半读写了30万字的东西。回国后，在萧楚女的引导下加入了共产党。

王稼祥比张闻天小6岁，1925年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，在那里认识了王明、张闻天、博古这些人，成了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之一。这两个农村出身、留过洋的知识分子，就这样卷进了当时的“土洋之争”。

遵义会议前，博古、李德这些“留洋派”掌握着红军的指挥权，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因为留洋背景在红军里地位不低。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，让他们开始反思。

1934年1月，张闻天和主席成了邻居，这段时间他听主席讲了不少战争方面的见解，这为他后来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主席奠定了基础。王稼祥也从一开始反对主席的游击战思想，转而变成坚定的支持者。

遵义会议上，张闻天带头批评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，他的发言掷地有声，定了会议的调子。王稼祥则投出了关键一票，最终确立了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

这次会议成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点，也让张闻天和王稼祥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。会后，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了新的“掌门人”，王稼祥跟主席、周公组成了新的“军事三人组”，进入了红军核心领导层。

然而，遵义会议的辉煌只是他们人生的一个片段。之后，他们的政治生涯却走了下坡路，逐渐淡出了决策层。为什么会这样？

历史进程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。战争年代，能打仗、带兵的将领尤其重要。

像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、陈赓、粟裕、韩先楚这些军事指挥人才，在各个时期都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，成了战争年代的明星。

政工和后勤工作对战争胜利也至关重要，罗荣桓、谭政、宋任穷、杨立三、刘瑞龙、洪学智等人在这些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
相比之下，张闻天和王稼祥虽然理论和宣传方面有优势，但在战争年代，他们的光芒不如那些带兵打仗的将领耀眼。

性格和人际关系也是影响他们仕途的重要因素。张闻天性格开朗，人缘好，为人豁达，不贪恋权力。

他曾三次主动辞去重要职务：长征途中主动要求去上海做地下工作，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主动让出职位，还有1938年在莫斯科承认主席地位后，主动让主席接任“掌门人”。

王稼祥性格内向，不爱说话，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负伤后，身体状况也影响了他的工作，抗战爆发后逐渐淡出核心层。中共七大上，王稼祥甚至没进中央委员。

除了战争年代的客观环境和个人性格因素外，几次关键的“站队”选择也对他们的政治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第一次是1932年的宁都会议，张闻天和王稼祥站在了“留洋派”一边，导致主席受到排挤。

第二次是1945年的中共七大，因为跟王明的关系，两人都受到了影响，在中央委员会里的排名比较靠后。

王稼祥甚至没进中央委员，只是在主席的推荐下成了候补中央委员。第三次是建国后，张闻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，王稼祥则在三年后批评“大跃进”，这些都对他们的政治生涯带来了负面影响。

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政治生涯，与中国革命的进程紧密相连。他们的命运起伏，既体现了个人选择的影响，也反映了时代背景的变化。遵义会议是他们人生的巅峰，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然而，在后来的岁月中，他们逐渐远离了权力中心，这既有客观因素的制约，也有个人性格和历史际遇的影响。

尽管淡出核心层，他们并没有放弃对革命事业的追求。抗战时期，张闻天在延安负责宣传工作，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出了力。

王稼祥则因为身体原因去苏联休养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们先后去了东北，在林彪手下工作。建国后，两人都从事外交工作，为新中国的国际交往做了贡献。

他们的选择不仅仅是两个革命者的个人命运，更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曲折性。

而我们，作为后人，应该如何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，如何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智慧和力量？

这或许是一个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但它值得我们不#深度好文计划#断地思考和探索。他们的际遇和选择，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着其必然性和偶然性，也值得后人反复思考和解读。